年境外藏缅语研究前沿(3)

梵天（Brahma）在《博多语、拉巴语、科克博洛克语的数量词比较分析》一文中，对比分析了博多语（Bodo）、拉巴语（Rabha）、科克博洛克语（Kok Borok）的数量词系统。这三种语言同属一个语言分支并一起迁移到了印度的东北部，既有共性也富有差异。就数量词而言，这三种语言各自呈现了自己独有的结构和功能[21]。

郝克普（Haokip）和玛丽（Mary）在《塔多语的数词系统》一文中，探讨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库基-钦语支中的塔多语（Thadou）的数词系统特点。塔多语，像其他库基-钦语支语言一样，计数也遵循十进制系统。1到10的数字都是一个词汇项并且均为单语素词，1到19的数字均是纯粹的10进制方式构成的，20及以上的数字则是采用不同方式构成的，如加法式、乘法式等等。该语言像其他SOV语言一样，数词可作形容词，置于中心词之前[22]。

德威（Devi）在《那木巴士语的形容词》一文中，调查和描写了印度唐库尔语支的那木巴士语（Nambashi）形容词的形成和种类。作者通过对那木巴士语形容词的研究揭示出了其构词的多样手段及其语言结构，同时也揭示了那木巴士语和其他藏缅语语言的关系[23]。

梵天（Brahma）在《博多语的副词构成过程》一文中，将博多语的副词分为构成副词（forming ad?verb）和基本副词两类并详细描写了波多语是怎样通过加前后缀、组合或重叠等手段来派生构成副词的[24]。

瓦灵（Walling）在《印度奥语的代词、反身代词和约束》一文中，对分布于印度那加兰邦的藏缅语族语言-奥语（Ao）的反身代词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然后还对奥语的交互动词和强调反身代词进行了探讨，并且根据乔姆斯基的约束理论简要地就其约束可能性进行了测试[25]。

辛格（Singh）在《梅特语的复杂谓词结构》一文中，就梅特语(Meiteilon)中复杂谓词的结构进行了探讨，并基于词位或动词词位的语义和句法功能的性质将其分类。梅特语中的词位或动词词位可以被看作具有多功能性质的词汇项，这样的两个词汇项可以一起作为单个功能词出现在短语中，具体来说，在两个词汇项共同出现时，第一个词汇项与第二个词汇项具有不同的语义和句法功能[26]。

六、语言学跨学科研究

马加尔（Magar）和 纽帕尼（Neupane）在《尼泊尔西部拉吉部落植物药用的本土知识记录》一文中，揭示拉吉（Raji）部落保持着很强的植物药用的传统并一直沿用于疾病治疗。在哈吉人聚居且本土文化保持完整的地方，本土的植物药用知识的力度和使用度都比其他地方高。这种力度和强度随着住户、人口的减少以及社会文化的侵蚀而相应削弱[27]。

列普查（Lepcha）和 托尼（Torri）在《Dzongu地区的田野调查：沿着并超越Siiger的足迹》一文中，讲述在印度锡金邦Dzongu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该文作为一个章节被收入《Halfdan Siiger的足迹》一书。Halfdan Siiger是一名宗教历史学家，曾经参加了丹麦的第三次中亚考查队，对巴基斯坦的卡拉沙语（Kalasha）、印度锡金邦的列普查语（Lepcha）和印度的博多语（Bodo）做过田野调查。这本书是一本论文集，讲述了Siiger的调查生活和工作以及丹麦对中亚的研究[28]。

昂山（Aung Si）在《动植物词汇表对生物多样性研究贡献的潜在性：以缅甸的鸟类词汇纪录》一文中，以缅甸的鸟类词汇纪录为例来探究动植物词汇表对生物多样性研究贡献的潜在性。其调查结果表明一个基于语言记录为目标的对鸟类的调查能即快且又有成效地提供有价值的生物多样性的信息[29]。

潘达（Panda）等人在《汇总和记录中印边界阿帕塔尼山谷运用'Gonde Unio'草本提取黑盐的传统准备方法》一文中，讲述了作者在阿帕塔尼山谷(Apatani valley)进行土著传统知识记录过程中，发现的不为外人所知的一种从草本提取黑盐的传统方法[30]。

希斯洛普（Hyslop）在《不丹中部的知识世界：以黑山门巴语的语言记录为例》一文中，认为过去对不丹国黑山门巴语奥勒喀（’Olekha）的调查研究很少，外界对该群体的语言、历史及其社会文化基本上一无所知，而他们的语言文化现处在极度濒危状态。为了记录该群体的知识体系，作者运用语言学、民族志、动植物学等跨学科方法记录了奥勒喀人的语言、亲属称谓、动植物，进而与邻近亲属语言比较，区分哪些称谓是当地固有的，哪些称谓是借用周遍族群的。文章最后指出伴随着语言记录的再次出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合作可发挥巨大贡献[31]。

七、语言的应用研究

文章来源：《教育评论》 网址: http://www.jyplzzs.cn/qikandaodu/2021/0627/11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