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境外藏缅语研究前沿(4)

余德芬（Defen Yu）在《城市化和汉族移民对濒危语言及其文化的冲击》一文中，通过对云南昆明市官渡区矣六乡子君村撒摩都彝族的个案研究，讨论城市化及大量汉族移民涌入对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冲击[32]。

散德曼（Sandman）和 西蒙（Simon）在其论文《藏语作为安多语言聚合区的模式语言：来自撒拉语和五屯话的证据》中，指出他们发现某些藏语的形态句法特征转移到了突厥语族的撒拉语（Salar）和汉语的五屯话（Wutun）这两种毫无亲属关系且类型不同的语言里。这两种语言同处于中国西部黄河流域上游的安多语言聚合区（Amdo Sprach?bund）。由于撒拉语和五屯话与该地区占文化优势地位的安多藏语有着长时期的语言接触，此两种语言有很多与安多藏语并行趋同的现象，因此，他们发展出了与安多藏语共享的一些特征[33]。

高恩（Gawne）和Ring在《语言记录和描写中的语言地图制作》一文中，向读者介绍了语言记录过程中语言地图的制作工作。文章以中印尼泊尔交界地区藏缅语分布为例，讨论了在语言地理学和地理信息系统编制过程中，制作好的语言地图的益处及其道德挑战性。文章还介绍了当下处理语言地图数据有用的工具和经验，尤其是使用现场定位来识别语言区域/边界。文中除了演示相对较为复杂的涉及Google Maps和TileMill的使用流程之外，还介绍了一种基于云的开源地图平台-CartoDB的基本流程[[34]。

黄成龙在《中国的多语政策：以云南省为例》一文中，首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两个法律层面介绍了像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主要国家方针政策。然后以少数民族聚集的云南省为例，介绍了我国是如何具体针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展开宣传和推广工作的，并且对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相关法令法规进行了介绍[35]。

八、自然语言处理

2016年在藏缅语的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那就是自然语言处理（NLP）在藏缅语研究中的应用。共有10篇文章涉及这一领域。

施密特（Schmidt）在《语料库的实践应用：基于研究的语言学在藏语的扫盲教育上扮演的角色》一文中，阐述了语料库语言学贯穿藏语母语和二语扫盲教育的方式，并基于他们自己语言学研究数据，探讨数据可读性的问题，并以此构建基于频率数据的藏语扫盲教育的新教学法[36]。

龙从军和李琳在《基于多策略的藏语语义角色标注研究》一文中，指出语义角色标注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有重大意义的研究之一，目前英语和汉语的语义角色标注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藏语的研究中由于缺乏带有语义角色标注的语料以及研究方法的滞后，语义角色标注研究还一直停留在一个早期阶段。藏语是一种句法标记很丰富的语言，这些标记自然地把一个句子分成了不同的语义块，并指明了这些语义块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探讨了藏语的语义角色分类，并介绍了藏语语义角色标记的多策略方法。作者所提出的藏语语义角色标记的多策略实现了83.91%的准确率，82.78%的召回率，且综合评价指标F值达到了85.71%。他们的研究方法不仅包含基于转换的错误驱动学习和条件随机场，还引入了大量的语言学规则[37]。

江荻和李茂莉在《藏语动词的句法结构和语义分类》一文中，根据动词的论元数目和必要的句法特性，提出了藏语动词的12类分法。这些藏语动词的句法及语义的分类可以直接应用来创建一个藏语的语法信息词典，从而构建藏语自然语言处理的基础资源[38]。

孟文和江荻在《藏语中带后缀的复合形容词的来源和特性》一文中，指出藏语中“名词词根+形容词词根+后缀”的形式有两种分析方式：一种为“名词词根+（形容词词根+后缀）”的短语结构；另一种为“（名词词根+形容词词根）+后缀”的结构形式。无论是语义还是其句法功能，二者都有很大的差别。本文采用生成词汇理论对这两个结构进行分析。作为短语结构，“形容词词根+后缀”是“名词词根“的修饰成分，但在语义上，“名词词根”似乎是“形容词词根+后缀”的属性值，在某些方面突出了“形容词词根+后缀”的属性，因此，这种语义条件产生了一种隐含的离心结构[39]。

李琳、龙从军、赵维纳等人在《基于统计方法的藏语功能块识别》一文中，指出功能块不仅能展现句子的结构、表明各功能块之间的关系，还在理解句意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识别功能块是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分支研究，能有效地提高句法分析的准确度。该文提出藏语功能块的分类，为功能块识别打下了基础。统计结果证实这个分类令人满意，它不仅能够全面地实现对句子结构的描写，而且其基于条件随机场构建的功能块模型在测试中的综合评价指标F值能达到82.30%[[40]。

文章来源：《教育评论》 网址: http://www.jyplzzs.cn/qikandaodu/2021/0627/1106.html